一缕清明雨，百年祭忠魂——怀念会理籍共产主义革命先驱姚宗贤烈士 

 作者 姚发美

清明的细雨，轻叩手中的雨伞，淅沥的水珠沿着伞边悄然滑落，滴滴答答，宛若时光的信使，将尘封的往事一一唤醒。我伫立于老家会理烈士陵园大伯姚宗贤的墓碑前，恭敬地深深鞠躬。往事如断了线的风筝，飘向遥远的记忆深处：

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，我随母亲陪伴在四川医学院（现四川华西医院）父亲的病床前。刚做完手术的父亲，为缓解术后疼痛，让我为他读书以分散注意力。我从随身的挎包里取出鲁迅先生的《华盖集续编》，随手翻至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一文朗读起来。我被先生犀利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感，以及刘君面对人生英勇献身时的微笑深深打动，含着热泪一气读完。当我合上书页抬头望向父亲时，只见他满脸泪水，为控制情绪，双手紧攥被褥，双肩不住颤抖，原本苍白的脸庞泛起潮红。紧靠在床边的母亲眼角噙泪，正轻抚着父亲的头发。我被眼前情景惊骇，颤声问道：“爸爸，您怎么了？”他嘴唇颤抖，泣不成声地回答：“还有，还有我的大哥，也……也一同倒下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。我们的呼喊与咳嗽声引来了医护人员，在询问缘由并进行专业急救后，父亲的咳嗽逐渐缓解，情绪也慢慢平复。医护人员离开时再三叮嘱我和母亲：“病人尚未度过危险期，切勿再让他激动，务必保持情绪稳定。"尽管我心中充满疑问，却不敢贸然追问缘由。

后来父亲度过了手术后的重重危机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临近出院时，医生查房，父亲轻声恳求道：“医生，恳请您为我开具一张前往北京医院治疗的转院证明。”医生回应道：“您的生命体征已趋于稳定，无需转院，回家后注意补充营养并充分休息即可。”父亲解释道：“我必须前往北京圆明园祭奠我的大哥，没有通行证我无法进入。只能请您帮忙开具转院证明，这样我才能购买火车票和安排住宿。“这位仁心的医生被他的真挚情感所打动，我们如愿获得了转院及陪伴证明。长达两天一夜的北京之行中，父亲情绪低落，几乎不言语。我与母亲则始终牵挂着他的身体状况。抵达北京恰逢清明清晨，我们凭借医院开具的证明，顺利在长安街附近的一条胡同旅馆安顿下来。

放下行李，父亲不顾身体的虚弱和旅途的疲惫，催促我和母亲陪同前往圆明园。我们按照旅馆服务员的指引，辗转寻得开往西郊的300路公交车，车厢内乘客拥挤不堪，父亲却毫不犹豫地拉着我和母亲奋力挤上车，车子的终点站正是北京大学。下车后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过，漫天的细雪纷飞飘舞，我和母亲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父亲，在泥泞的小径上艰难前行，终于找到了位于圆明园中央的“三一八烈士公墓”。

来到纪念碑前，父亲挣脱我和母亲的手，颤巍巍地挪动着双腿，走到刻有大伯名字的地方，用手轻抚摸大伯的名字哭着说：“大哥啊，我终于活着看你来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看嘛，你教我画的动物我都会画了，我画给你看。”随即父亲蹲下身，就着纪念碑前泥泞的地面，伸出手掌抚平潮湿的泥土，用食指勾勒出小鸡、小鸭、大鹅的轮廓，画小狗时哽咽自语：“你说狗有不同形态，当听到响声时，狗的耳朵是竖立起来的。大哥你说我画得像不像嘛？"。看着手术后骨瘦如柴、悲痛欲绝的父亲，我和母亲强忍着泪水，搀扶着他缓缓走出圆明园。在回旅馆的路上，他告诉我们：“明天去寻我大哥牺牲的地方。"第二天天色微明，我们找到了铁狮子胡同（当时更名为张自忠路），父亲对着广场中央，弯腰深深鞠了三个躬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英魂早逝在此，我专程带着你弟媳和侄女前来祭拜你了，终于了却了我此生的心愿。这个伤心的地方，我再也不会来了。"

当我们坐上返程的火车驶出北京站不远，看见车窗外一路飘飞的柳絮，父亲终于打开沉默多日的话茬告诉我：我家祖籍是江西景德镇，祖上用马驮上本地瓷器以物换物，来到今天的会理城，道光年间满清政府向地方百姓出售土地，祖上买下了当时回民居住的叫撒家巷的祖宅。1860年回民事变以后，姚氏家族成为巷内大户，于是，将姚字去掉女旁，改名兆家巷（现赵家巷）。当年家中在云南的昆明、元谋、武定、禄劝开有染房和布庄。大伯出生于1904年，从小性格沉稳，聪慧好学，写下“性抱宏远，深以不能求得高深学业为惧。”读完会理高等学堂（会理一中前身）后，1917年祖父把他接到了昆明，同年秋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（今昆明第一中学）。此时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新潮》等进步报刊在昆明发行。由此，各种新思潮随之在昆明青年学生中传播。他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的民主、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。在新思想的影响下，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云南地主军阀的黑暗统治越来越不满，开始萌发救国救民的思想。1918年秋天，他参加了发起组织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的工作。不久，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。消息传来，他同本校同学杨兰春，张四维，张炽等人首先响应。由于他们的号召和推动，6月2日昆明八个中等学校代表相商，决定在昆明学生中组织云南学生爱国会（后改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）简称省学联，开展革命斗争。他参加创办《云南学生联合会报》，积极投入了由省学联组织领导的抵制日货，罢课、游行示威等斗争和反日宣传活动的行列。五四运动后，社会主义思潮在昆明学生中进一步传播，受此影响，他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，组织了云南近代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团体——大同社，把研究社会主义学说、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宗旨。他担任了这个社团举办平民夜校和组织新剧团（即话剧团）的工作，帮助劳动人民和贫穷失学的青少年学习文化，到校外演出各种新剧。这些活动，对昆明地区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大伯以大同社成员为骨干，借省一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，创办了革命刊物《滇潮》月刊，此月刊是当时云南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，它在宣传新思潮，反对旧传统，推动云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开展上，起过较大的作用。大伯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。他以犀利的笔锋，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《女子解放与环境的关系》《孟子的性善论及其政治哲学》等文章，主张婚姻自主，宣传女子解放，批判旧礼教，提倡新道德，同时批判省政，揭露云南地方军阀横征暴敛，黑暗专制的反动统治，力主实行民主政治。大伯是云南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之一。在新文化运动中，他对新思潮的传播，做出了贡献。

他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，成绩优异，对人真挚，热心公益，思想激进，在同学中享有极高威信。由于他一系列的革命行动，触及了云南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根基，姚家开在云南各地的布庄和染房被多次“打砸抢”。生意无法继续，祖父打点行装，责令大伯回会理老家，完婚后送他到日本留学学医。1922年春，未完成学业的大伯离开日本，执意回到会理家中，告诉父亲“鲁迅先生弃医从文，用文字唤醒沉睡民众思想，拯救于危难中的祖国，我也当拿起画笔，尽绵薄之力。”秋天他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（今中央美院）西洋画系。在艺专，大伯致力于西洋画和外文学习的同时，关心国事，密切关注祖国政治形势的发展。学校校政废弛，教学腐败，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，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南北军阀的专横和卖国，更激起他的强烈义愤。他心潮澎湃，在校内，他发动同学组织领导全校开展改革教学运动；在校外，他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封建军阀的各项革命斗争，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，于1924年初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成为攀西地区第一位共产党人。

入党后，大伯先后担任了艺专学生自治会主席，中共艺专支部书记职务，参加了北京学生总会领导工作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常务工作，圆满完成党和北方区委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团结云南旅京同学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，他还参加云南旅京学会，1925年秋天，他发起成立云南旅外学生革命组织新滇社（原称云南革新社）。经过他的引路和帮助，一些云南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曾经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张炽等烈士，就是他介绍入党的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在天安门举行，李大钊、赵世炎、陈延年和大伯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。大会后，他作为总指挥，率领学生参加请愿团，前往铁狮子胡同请愿示威。当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时，卖国政府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，早已森严戒备，面对全副武装的凶残敌人，大伯和同学们大义凛然，无所畏惧，表现了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强意志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。在双方对峙，空气日益紧张的时刻，反对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示威群众开枪射击。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。冲在第一线的大伯胸部中弹倒下，英勇牺牲，年仅22岁。大伯牺牲后，家里遭到抄家，自此一贫如洗。鲁迅先生称：“这一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”，并撰文纪念刘和珍。

3月23日，中共北方区委联合北京地委，共青团北方区委及北京地委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众多团体与学生，共计一万多人，在北大三院隆重举行“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”，大会主席陈毅，在会上严厉谴责段祺瑞执政府的罪行，并提出了对先烈的纪念，艺专为其撰写的挽联是“革内政当先锋生饶勇气，为外交作后盾 死岂甘心” 。1928年，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，将北京改为北平，何其巩任北平市长后，命令工务局在圆明园，为“三一八”惨案牺牲的烈士建“公墓”。1929年3月18日，坐落在圆明园中部的“三一八烈士公墓”竣工并举行了“公祭”仪式。大伯牺牲后，被国民政府追赠为烈士，并责成西康省政府，每年给予家属四百银元的生活补助费。 但到了1934年，祖父（姚作聪）向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司令部申诉说，因当时送大伯到日本留学欠债，他牺牲后留下孤儿寡母，生活维艰，会理县政府又拖欠抚恤金，只好向上反映，二十四军司令部接到报告，批复：会理县政府先支付两百银元给祖父解燃眉之急，余款待年底府库有结余，再补齐。

“大哥离开人世至今已41载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从未淡忘，此次得以祭拜，了却了我心中的一桩大事，我余生得以心安。”父亲的话语伴着火车“哐当、哐当”的节奏声，如同重锤敲打在我十三岁的心房。

今年三月十八日，正值北京祭拜四十九载春秋，亦是大伯姚宗贤牺牲百周年祭辰，我从文友妹妹转发的微信上，读到会理同乡宋德华老师撰写的《致敬！攀西会理姚宗贤：“三一八”血色里，被历史铭记的烈士》一文，重温了大伯的英勇事迹，内心波澜起伏，感慨万千，心中默念：大伯，浩气长存，英名不朽。百年祭辰，哀思无尽。

站在墓碑前，回望百年前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，无数先烈以青年之躯，担救国之责，赴革命之约，用生命诠释了“真的猛士”的无畏与坚守。清明的雨丝依旧缠绵，落在陵园里，也落在我的心间。

大伯姚宗贤，您以二十二岁的青春热血，浇灌出革命的火种，用短暂的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的赤诚与担当。您是会理的骄傲，是攀西大地上的红色丰碑。

百年光阴流转，您的英名从未被岁月尘封，您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，镌刻在每一位后人的心中。您为之奋斗的家国，早已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；您期盼的盛世，正繁花似锦、蒸蒸日上。英魂不朽，敬爱永存！

圆明园纪念碑

圆明园纪念碑上姚宗贤的名字

祖父姚作聪上书县政府的信

国民政府回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