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时期的会理人
文／熊世鑫
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黄炎培来会理视察，在向各界演讲时曾说："……想不到会理民众是如此的爱国，他们仇恨日寇，出力出钱，踊跃参军，前赴后继，令人敬佩感动……"的确，会理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是巨大的。
一、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
1931年"九一八"事变，全国掀起反抗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游行示威，抵制日货，县商会积极响应。模范商店、镇消费合作社带头，将日本商品高塔牌纸烟、大阪蜡光纸、铅笔等堆放在街上烧毁。接着各大商号也将日产洋布、百货等烧毁。围观者高呼"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还我东三省……"是日，上千民众自发上街游行，入夜，到天圣宫（今文化馆）听教师讲解日本侵华史。之后，每天都有学生、军人在各地宣传抗日道理。
1937年"七七事变"，东北、京、津沦陷，日寇大肆烧、杀、奸、抢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国民政府提出"军事第一，胜利第一，国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，驱逐日寇"的抗日口号。当时宁属驻军是国民革命军47军，军长李家钰，其下的第一旅旅长李青廷驻会理。1938年奉令北上抗日，时有百余青年志愿参军。出征之日，民众夹道欢送，高呼"军民合作，驱逐日寇"，场面十分热烈。不幸的是，李军长于1944年5月在陕县牺牲，李旅长病故。1940年国民革命军76师师长夏德贵率部驻会理，指导地方军训，宣传抗日、招募新兵。所有兵营都张贴对联：升官发财请走别路，贪生怕死莫入斯门，横额：军人魂。有志青年百余名踊跃报名。该师一年后赴云南抗日，伤亡惨重。形势日益严峻，亟须补充兵员，遂将乡勇组织团练局改称自卫队，设兵团部于马王庙（今电厂）。邹壮穆、黄润轩任正、副团长；区、乡建中队、分队，抽调青壮工农轮训，供军装、伙食及草鞋钱，无薪饷。每人配备一支毛瑟，川造改良枪，甚至土造火枪、猎枪为武器。试行《兵役法》:"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。"每年都有百余名青年应征人伍。未中签者就地练武。自备梭镖（或红缨枪）、大刀，早七点在南校场操练。由教官张允升、王启宇传授武术。学校高中生每日军训数小时，县中校配步枪30支，轮流实弹射击。初中生配木制仿真枪，高小生自备木大刀及童子军棍，由教官周毓兴、郭鸿德等指导。1941年，中央卫生署派张敦仁（院长）、戴慎初、卢汉民等来会理，于药王庙（今县医院）建卫生院，以外科为主，作战备之用。一时全民皆兵，人心振奋。日寇叫嚣"三个月灭亡中国"，至1939年底，上海、南京、海南岛、武汉等日军所到之地，日寇任意烧杀我中国同胞，南京大屠杀达30万之众，震惊全世界。
二、学生投笔从戎，农民放下锄头，奔向抗日战场
山河破碎、国破家亡，只有西南三省是唯一的大后方，难民不断拥来，喊着"不愿做亡国奴"的口号，参军参战。县中、师范、金江职业学校学生提出"投笔从戎，保卫中华"的口号上街游行，以学生、工人、农民为主的青年纷纷响应。
时有王兆鼎、马军、黄大寿等200余人，于1941年参加远征军，赴昆明受训，次年2月入缅作战。3月，第二批滇西战干团招生，又有林沛先、胡坤载、陈德明、李宗成、康绍健等300余人参军。其中有马克珍、胡惠清等十名女兵，她们是会理有史以来的首批女战士，去大理受训后在滇缅作战。1944年贵州独山告急，云南怒江以西的腾冲、龙陵、芒市等地先后失守，西南震动。国民政府提"救亡图存，一寸山河一寸血、十万青年十万军"，组建青年军。时有县中学生王焕松、王永康，金江职业学校学生李文品、赵仁富、邓蕴益、张先曙，师范学生高宗喜等140余人参军，在泸州受训后奔赴前线。之后又招收第二批青年军，有金江职业学校学生武家俊、杨耀新、徐国信，会理中学学生刘荣、肖如福等60余人人伍。1942年，成都空军少训班招生，学者刘子美鼓励年仅14岁的孙儿刘毅中报考。小河镇（现属米易县）两个15岁的小学生李永安、张镒参军后杀敌立功，被称为小英雄。他们给家来信，愤怒控诉日寇罪行，讲述惨烈战况，请父母保重，表示自己要为国家尽忠，为民族尽孝……黄炎培见信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赋诗一首，其中有诗句为："稍见复兴新气象，少年忠孝树新标。"信寄到会理后，在各学校传阅宣读，激励了青少年的抗日热情。在那苦难的年代里，有父送子，妻送夫，弟兄相送，父子俩、叔侄俩参军的动人事迹。龚月秋，微莲镇（现属米易县）人，早年参加空军，1941年鼓励其子龚福麟加入远征军，因作战勇猛，被誉为"宁属抗日八大金刚"之一，其事迹在报纸上刊载。田应昌携侄儿田承勋一齐参军，其家门上挂两块"杀敌光荣"匾，在县里传为佳话。许多在外地读书、打工的青年就地报考军校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50余人加入黄埔军校，其中表现突出的有王景骧（原会理红格人），曾任空军上校队长；刘炳钧（城关人）曾任陆军上校团长。据史料记载，抗战时期，全国总兵力1045万余人，四川兵就有300余万，平均每县2000余人，每五个军人中就有一个川兵，居全国之冠，故有"无川不成兵"之说。估计我县抗日军人也在千人以上。每次欢送勇士出征，群众便集于南校场或站立街旁，手持标语旗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高呼抗日口号，有的鼓掌，有的送鞋送衣，有的热泪盈眶握手道别，场面庄严肃穆、激烈壮观。
三、沉痛悼念抗日英烈
八年的战争伤亡：日军232万余人，汪伪军213万余人，我军321万余人，其中川军伤亡失踪共646283人，约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。
随着战争的持久激烈，噩耗不断传来，常有烈士家属在郊外摆祭案为死者"招魂"，请道士念经，焚香化纸，望亲人魂归故里。路见者心情沉重，更加深了群众对日寇的仇恨。马王庙（原电厂）东侧的昭忠祠，建于明代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，原名忠烈祠，是供奉明、清两朝殉国兵卒的灵堂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昭忠祠，专供为"党国"牺牲的同志，以及抗日阵亡将士名录牌位。
新中国成立前的昭忠祠专供人们参拜祭奠，每年"中元节"县政府要举行简单仪式，祭祀先烈，同时发给烈士家属一块"杀敌光荣"木匾，悬挂于家中正门之上。既表彰了烈属，又向乡里邻居示意，给烈属提供可能的关照。
城北门外小广场，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，碑高四丈。台座是大花台，种七株大石榴树和七株小苗，象征"七七事变，勿忘国耻"。碑两侧刻有岳飞的"还我河山，驱逐鞑虏"八个大字。石榴红花象征烈士鲜血，最终结成硕果，万古长青。每逢清明节，总有人将纸钱压放在花台上寄托哀思。
据会理档案馆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不完整的档案记载，仅在山东、山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南京六个省市的县区的阵亡会理籍士兵就有68人。而平津、淞沪、徐州、武汉、长沙、太原等大战均缺会理籍烈士名录记载。据会理档案馆采集的不完整的记载，滇缅战场也有几位会理籍军官：中校王再煊、少尉何炳建、李应明、康沛仁、张希杰等。据远征军老兵王兆鼎、林沛先、陈德明、黄连荣等讲述，1946年，昭忠祠抗日阵亡将士名录牌位就有360多个（含米易、会东）。再以广汉现存的一块抗日烈士碑名录264名作参考，估计我县的抗日烈士至少在400名以上。
在众多的阵亡者中，有三位英雄。据刘炳钧讲述：从列兵升到营长的王明灿，凤山营人，时任74军152团少校营长。1939年在攻克江西高安时，身先士卒，英勇牺牲。战后，在高安城北建阵亡将士纪念碑时，军部将他的坟墓立于碑旁，以便永久哀念。又据参加过台儿庄会战的老兵秦福（幼儿园工人）、孙正敖（建筑社工人）讲述：战友龚仲德（胜利巷居民）、张盛富（益成店学徒），二人在王铭章师长所属第41军122师当兵。台儿庄会战时奉命死守膝县，激战10日城陷，王铭章殉国。4000名国民革命军大部分战死，龚、张二英雄不愿做俘虏，高呼口号，拉燃携带的全部手榴弹，冲人敌群与十几个日寇同归于尽，其中炸死日小队长一名。5月，在武汉为王铭章及122师阵亡将士举行的公祭大会上，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介石、李宗仁、毛泽东、董必武等，为先烈献了挽联，哀悼全军阵亡将士。
清息传来，会理各族各界在南校场举行盛大公祭。会后数干人伴着龚仲德、张盛富的灵牌亭上街游行。按当地习俗，走在前头的是纸扎的"打路神""地藏王""金童、玉女"、纸马、纸车、纸兵。随后是军队、学生。八人抬着亭内供有龚仲德、张盛富的灵牌。随后是各机关单位、工会、商会、农会、各区乡代表及居民群众，持祭障、挽联、横幅标语300余幅。各种乐队插于其中，军队奏《大刀进行曲》，剧团击战地鼓，洞经会奏哀乐。所抬贡桌上摆白牛、白猪、白羊三牲及白酒。最后有道教协会、佛教居士林代表念超度经、消灾经为烈士祈祷。军队不时鸣枪哀悼，整个游行队伍从南校场直抵小北门，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，气势宏大，悲壮激昂。游行毕，将灵牌送入昭忠祠供奉。
四、抗日宣传深入人心
抗日宣传，加深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。当时电报局、金江职业学校各有一台收音机能收听新闻。一台置于十字街供群众收听，一台供各机关学校轮流收听。在天圣宫旁设讲演台，由知识界人士邓履平、叶毓清、刘火成等讲日本侵华史及报纸上的新闻。每晚两小时，风雨无阻，听众百余人。学生课本是全国统一的，有关爱国主义及抗日篇章占三分之一。如小学语文的《台湾糖》《阎海文》《岳飞》，中学语文的《戚继光》《长城》等文章。教师讲课表情严肃。外地逃亡来会理的教师讲课讲到日寇暴行，沦陷区人民悲惨的处境时潸然泪下，学生两眼湿润。尤其是抗日歌曲，更能感人至深，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，随处可以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流亡三部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游击队之歌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等等。幼稚园的一首儿歌，至今还令健在的老年人难以忘怀。歌词大意是：穿上黄军装，拿起小刀枪，离别我爹娘，快快上战场，弟弟小兵，妹妹看护，哥哥当队长，大家一齐握紧小拳拼命去抵抗，冲冲冲冲冲，杀杀杀杀杀，收回东三省，为国争荣光。那时的剧院、文工团上演古今爱国剧。川、滇剧院演唱《岳母刺字》《三尽忠》《抗金兵》等剧目。县中校学生鲁正管、太芳莲等演出的话剧《流亡三部曲》场场爆满，不时引起观众高呼抗日口号。当时县政府有外地送来的黑白电影，不定期在南校场公映。接着，天主堂的法国人也为群众放映电影，群众从中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，视野得以开阔。为配合前方抗战，每年春秋两季要组织"县训班"（在文庙），城镇农村的乡镇保甲及"头面人物"要集中受训四十天，学抗日道理，军事常识，抗日口号、标语，防空、防奸、支前等知识，唱抗日歌曲。那时候，从县城到农村，看到的、听到的都是抗日、抗日、抗日！全县各族各界都动员起来了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洪流。
五、为抗日勇士捐钱、添补寒衣
1941年之后，前线的后勤供给难以保障。冬天，战士冻死、饿死，伤残得不到及时救治，导致死亡者不计其数。苦难刺痛着后方民众的心。在陪都重庆，各界发起了"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"。首先是各银行、公司、厂矿、商号、士绅、学生积极响应。随后是各行业、平民百姓，甚至车夫、苦力、纤夫、乞丐也纷纷捐钱献物。时在重庆的宋美龄带头捐献黄金并组织文艺界义演，门票收入全部捐献；副委员长冯玉祥奔走各县宣讲达数百次之多，他还写字作画标价义卖，所得的钱全部捐献，……推动了抗日运动的顺利进行。据统计，全省两次献金金额6亿～7亿元、捐献棉鞋21000双。
会理积极响应捐献，由学生、自卫队、居民组成8个募捐小组，在钟鼓楼、十字街、菜市、米行等闹市区设"献金箱"。黎溪、通安等乡场也纷纷效仿。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设宣讲台，由工程师朱惠平、金江职业学校教师陶子选、抗日军属朱作修等演讲。县中校师生配合在街上演抗日活报剧，小学生整队唱抗日歌曲，各机关团体居民分别开座谈会。从城市到农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"献金运动"。不分晴雨，踊跃捐献。团体、商号、士绅的大笔捐献，直接呈交捐献会；民众的零星钱物到街上捐献。捐献点周围人来人往，气氛热烈。有赶街的农民、下班的工人、学生、居民、小贩、白发老人、幼稚孩童、伤残军人、轿班头、挑脚、游民，还有长春观的道人，迎恩寺的和尚，天主堂、福音堂的信徒及外国传教士，卖洋芋的彝族同胞，甚至住在九莲寺的妓女也来捐献。令人难忘的是：一天丐帮头头毛开禄（即毛街头儿）带领一群残疾的叫花子来到钟鼓楼下，依次将零碎的角角分分钞票、镍币、铜圆投入献金箱，他们还高呼"打倒日本鬼子！"围观者投以敬佩目光，有人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，此举在茶馆酒店传为佳话：叫花子也同样爱国。听说全县两次捐献的钱可以为前线将士购置6000套棉衣。外电报道：此次西南后方的献金运动，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动人事例，无异于筑起了一道精神长城，这对于稳定抗战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六、流血流汗支援前线
为保障后勤补给和美国空军急需的空军基地。必须加速修建33个飞机场。新修乐山至西昌，经会理在南华分道往左至昆明，往右至祥云、大理、保山抵畹町。民工由各县征调，据四川文史记述，当时全川有143个县市就有300万人次服役，估计会理至少也有12000人次参加，半年轮换一次。当时国弱民穷，只能供伙食和草鞋钱，每日每人可得十多元钱。沿线一带的庙宇和新搭的茅草棚住满了民工。凭着锄头、箩筐，用人力挖、背、挑，原土打夯、捶石铺路。没有压路机，是用五尺直径的石磙子，40多人推拉去碾压路基。在施工中严寒酷暑，疾病工伤、洪水、泥石流夺去了数以百计的民工生命。筑路要占用私人土地，政府无力全额支付补偿，只能给少量补贴。多数业主以爱国抗日大义为重，拥护政令。其中也有无偿献地的，如王麟初（女）是城镇富户，筑路要占她的良田，她不收补偿费，还捐献2000斤大米给民工"打牙祭"。她说："如果日本人打到会理，连命都保不住，还保得住财产吗？"在她的带动下，一些有钱人家也捐献钱粮给民工改善生活。会理的老官道：北出小北门，经老街过三元桥顺山脚，过铁索桥北上。往南有二路，其一经指关、水路，顺山脚至大倦洞南下；其二是过大花桥经李公桥、白塔山、望城坡南下。那时的东门外、城壕以下到城河、九榜、沙湾全是水田菜地。现今的顺域东路（108线），上起永郎下至永仁线，正是当年西祥公路的工地，热闹异常，每天下午有老百姓带上叶子烟、草鞋等物去城郊慰问筑路大军。经两年苦战，在南校场汽车站举行通车典礼。此后源源不断的美国卡车日夜兼程，满载着军人、粮食向南驶往前线。会理90多家马帮3400余驮马，驮着牛羊皮、棉花、蚕丝、红糖、花生等物资运往昆明支前，有力地支持了滇西抗战。
修建西昌飞机场，由县总工会杨洁生负责，召集了同业公会（行会）主要成员，讲明机场的抗日作用，动员大家共赴国难，去修建西昌机场。自带工具行李，为期一年，公家供伙食，工资每日3升大米，约合人民币24元。征调与志愿并举，一个月左右共征集400多名各行业工人。土木同业公会（鲁班会）木工100名、泥工100名、石工50名、篾工40名，铁业同业公会（老君会）铁工100名、机修工6名，缝纫业同业公会（轩辕会）缝纫工10名。由老君会会首易镇禄、鲁班会会首高发荣带队赴西昌。此间有个小故事：木工徐文沛、徐文楷两兄弟，弟弟徐文楷应征，哥哥文沛又积极报名。招工队说：两弟兄我只收一个，这是规矩。哥哥执意要去，弟弟劝哥哥说："你快60岁了，怕水土不服，就在家中照看老妈好了。"哥哥生气地说：“你忘记日本飞机轰炸成都，炸死几千老百姓吗？我儿子活生生炸死在成都，连尸骨都找不到一点，我去修机场就是为儿子报仇，让中国飞机从天上去打日本鬼子。”执意要去，后经会首劝解才放下背包，这事在工友中受到称赞。
七、日机轰炸西昌，会理上空空战
1942年6月，3架日本飞机突然袭击西昌。当时乌云笼罩全城，能见度极低，日机没有发现目标，转向轰炸小庙机场，恰巧机场没有停机，于是撒下很多传单，把炸弹投向附近一家酿酒作坊，炸死平民4人，然后向东飞去。1943年春，一天下午5点左右，会理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，天上出现3架飞机，声音异常，比平时音大而噪耳。三架一前两后，时而钻入云层，时而下滑，速度极快。明显看出后面两架机体相同，在追逐一架机身稍长的飞机。有人说这是飞机打仗，是美国打日本；有人说这是在演习。正议论时上空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，弹壳从天上落下。街上行人急忙跳进铺面躲避，一时全城慌乱，喊娘叫爷声不断。很快前机冒出黑烟往会东方向遁去，后面两机紧追不舍。之后，周培益等年长的同学在街上捡到几枚弹壳，人们互相传观，政府得知派人收去作研究。后来大家都在打听冒烟飞机究竟坠落何处，因当时通信落后至今尚不得知。经政府对弹壳的研究，肯定了子弹是美国的子弹，确定了受伤飞机是日本飞机。此事让大家有所警惕，授了一堂防空知识课。
八、防空防奸成效显著
西昌被轰炸提醒人们注意提高警惕，会理县立即采取以下措施：
一、将胜利巷东城墙（现民政局）、女小校西城墙（现搬迁的二小）新开缺口建新东门与新西门，便于城中人口能快速疏散。
二、所有房屋建筑的白色石灰墙壁全部涂成黑灰色，人们穿着尤其是有警报时不能着红白二色，禁止小孩玩镜子对光晃动，以免暴露目标。
三、消防队的水龙要满水值班，各商店的水枪要检修完备待用。每家门前要自备水缸、沙袋装满待用。
四、将钟鼓楼大钟作为防空警报。如有空袭消息立即敲钟，敲十下为预备警报，五下为紧急警报，三下解除警报。配合钟声，警察持黄、黑、蓝三色旗跑街。多次的跑警报，群众逐渐变"油"了。后来把防空当作郊游，去乡下走亲访友吃豆花饭。
五、实行"五户互帮法"，五家编一组，互相监督，若有亲朋走往，要向邻居打招呼，有陌生人求食宿要听口音、观穿戴、问来历，并及时向保甲报告。
六、建立守夜制度。由男居民3~5人轮流守护，全城10个保，建20个组，分布全城，晚上在临街的避雨背风处摆临时地铺、烧明火、点马灯、持刀矛棍棒在辖区巡查。还自备消夜，煮面条，烧饵块、糍粑，喝小酒，摆"龙门阵"，十分有趣，一些小青年或学生都喜欢参加，自得其乐。这是抗战时期的又一风景线。
七、设抗日小组，帮助安置难民、伤兵、空难人员。
八、开仓济民，卖"押市米"，凡靠打米吃饭的穷人，凭县政府发给的购粮证，按人口可买到半价米，以安定民心。
以上措施效果良好，尤其是守夜效果最佳。1941年冬，一个深夜，第四保守夜小组从杨秉章家大门外住地，巡察到北街会中巷口左德玉的"天泰号"商店处，发现匾额上吊着两根松毛条，散发着洋油味。肯定有坏人纵火！守夜人立即四下搜寻，正好第一保小组也来帮助。在邮局巷口抓到陌生人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，当即押送警察局。经审讯弄清情况：此人名叫王自强，山西人，30多岁，是日本汉奸，遣派来后方寻机纵火，扰乱民心，潜伏在油菜地高山处一个孤老头家已半个多月，因六道城门都有军人把守，他是从东城墙跨水洞爬进城的（此洞曾有狼豹出入）。纵火时因火柴受潮没有擦燃，结果被抓。一个月后该汉奸被押到城北门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枪毙；辖区领导益果乡乡长彭壁光记大过一次，县政府通报各区乡，务必引以为戒。
九、救助美国飞行员，老美感激不已
1942-1945年，先后有3架中美飞机迫降在会理城郊，得到军民救助，他们回国后曾来信高度评价会理人的抗日爱国精神，并衷心感谢对他们的救助。第一架双翼运输机因缺油迫降于老街大河坝，机体无损，开飞机的是中国飞行员；第二架是三头单身运输机，迫降时起落架折断，降于九榜蚕豆田地，飞行员叫费奥利，是美国人；第三架是双身三头P38型战斗机，美国飞行员，因机身故障迫降在沙湾大河坝并起火燃烧，飞行员跳出机舱脱险。它们降落时是由快转慢，在空中盘旋几趟，然后慢慢降落。第一架降落时，早有戒备的军警认为是日本飞机，他们荷枪实弹急奔现场。此时飞行员已站在机旁，手摇白布毛巾，高声喊着"我是中国人……"此时政府官员与翻译张敦仁、朱惠平同时赶到现场，上前搭话，弄清情况，将飞行员接往县府，同时派军警守护飞机。应飞行员要求，安排民工整修了简易的临时跑道。几天之后，从西昌取来汽油。飞机要飞往成都，起飞时在上空盘旋，表示向会理人民致谢。
迫降在老街大河坝的国军D17s运输机同型号图片
迫降在九磅蚕豆地里的美军C46运输机同型号图片
迫降在沙湾(今消防队旁)大河坝里的美军P38战斗机同型号图片
一年后，第二架飞机降落时，有许多人去看稀奇，此时飞行员向大家指了指飞机的脚架，意思是它受伤了。然后转身让大家看他的航空夹克，原来在他背上缝有一块白布，即"血幅"，上面印有国旗，旗下印的汉字是"来华助战洋人（美国），军民一体救助"，落款是"航空委员会"。飞行员让大家看衣背的意思是：我们是盟友，请求救助。此时张敦仁等赶到现场，将飞行员接到县府。应他的要求找几个懂机械的枪匠帮忙，把飞机解体，重要部件运往昆明，其余机壳等留县府保存。临行前他要求上街看看，于是由张敦仁、朱惠平等陪同在大街上走了趟，他面带微笑，竖起大拇指，向街上的人群打招呼，用生硬的汉语大声说："你好！你好！"费奥利谢谢会理人。
1945年3月，第三架战斗机降落在九洞桥上方沙湾河滩上并开始燃烧，当张敦仁、朱惠平等赶到时，飞行员已远离机体，神情沮丧，两眼湿润。张敦仁与他对话交谈后，立即向警察及看热闹的人群喊话说："飞机上还有炮弹，请大家远离飞机，注意安全。"飞机燃烧了一整夜，变成了一大堆废铁。几天后飞行员乘车回昆明。后来据张敦仁院长、朱惠平工程师讲：这种双身飞机是最新产品，价格昂贵，绰号"黑寡妇"，在太平洋空战中曾击落过日本空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，在昆明空战中，以零比十的辉煌成绩击落日机10架。这架失事战机在桂柳战场上空曾击落过日机3架，因此飞行员十分伤感，两眼湿润。
十、人人含着眼泪庆祝胜利
在盟军的有力打击下，1943年意大利向盟军投降；1945年5月德国投降，1945年8月6日和9日，日本本土在遭到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之后，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和《开罗宣言》宣告无条件向盟军投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。
胜利消息传到会理是1945年8月15日黄昏，最激动的莫过于老百姓，他们纷纷到火炮铺将鞭炮抢购一空。霎时大街小巷鞭炮声连续不断放到天亮，纸屑厚达一寸。全城一片欢腾，人人奔走相告。无数市民，包括古稀老人和少年幼儿，都在街上狂呼"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！"入夜，军人、警察唱《凯旋歌》《满江红》漫步游走，当官的不时对空鸣枪庆祝，京剧团、民乐团等十几家文武乐队上街奏喜庆乐曲，敲打胜利锣鼓，城郊老街子、垭口、毛溪屯上千农民打起火把，敲起土鼓大锣进城夜游，整个古城锣鼓喧天，震耳欲聋，通宵达旦。住校师生员工拿起铜盆、洋瓷碗、瓷盅在校园敲打，拍手狂跳，闹到天亮。各机关单位、学校、军警放假3天。家家杀猪、宰羊，大酒大肉庆祝胜利。大街两头、机关、学校、兵营扎松柏五彩牌坊，大街小巷农家贴新的红对联，门柱上挂国旗，门正方挂彩灯。白天龙灯、狮灯、高跷、花灯表演，晚上举行提灯会游行歌唱，热烈而欢快的古城盛况空前。配合欢庆，天圣宫办"二战"摄影展，有中国的《南京大屠杀》《血战台儿庄》《武汉空战》，有盟军的《诺曼底登陆》《硫磺岛之战》《原子弹袭击日本》等照片。不久又有黑白电影纪录片放映。讲演台的讲演增加了国际新闻及国内时事，老百姓更明白抗日的过去与今天，爱国思想进一步提高。在这个欢快的日子里，人人笑容满面互相打招呼，第一句话就是"我们胜利了"。
场面上最大最多最感人的景况，莫过于泪水。烈士的亲人或军人的家属，想起亲人为国捐躯才赢来了胜利，眼泪不觉地流了出来；想起远在前线的儿子、丈夫，他们是何等的光荣，他们快回家与亲人团聚了，共享天伦之乐。遇见亲朋时总是说"胜利了！"外地逃亡来的异乡人，见到朋友总是说胜利了，整整打了八年，家乡光复了，眼泪也流了下来；伤残退伍军人，见到战友同志，想起烽火连天的过去，也说"胜利了，我们打赢了！"流下辛酸的泪珠；许多在后方为抗战辛勤工作、出力出钱的民众，一说起抗战胜利，同样是热泪盈眶。在那个时日里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都会看见有人用手帕擦眼泪。在鹿厂旅行的金江职业学校校师生的营火晚会上，大家高兴地表演歌舞等节目。在轮到江苏来的老师周若望、万元璋夫妻俩合唱《江南之恋》，唱到最后一句"再见时想又是何等的模样"时，两人流下了悲切的泪水，顷刻引起全场师生人人泪下。
十一、余音
抗战胜利后，休养生息仅一年，1946年内战又起。八路军和新四军，1937年抗战初期只有十几万人马，到1946年就发展到140万人，他们仅用三年时间，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昔日的抗日军人，有着不一样的归宿。空军中队长王景骧去了台湾，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。龚福林是空军小队长，去台湾后在一家公司当经理。
王兆鼎，出身贫苦，参加远征军，随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，从印度南下打到滇西，身经40余战，击毙日军30余名，缴获日军重要文件，多次立功获奖，从士兵升到中尉。日本投降后押解日军战犯去东京受审。回国后被派去东北"剿共"。他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。借口"耳朵被大炮震聋了"，要求复员。回会理后人们都很敬重他，视为抗日英雄。守备司令官苏少章得知，以优厚待遇请他当上尉军事教官，他婉言谢绝了，以赶溜溜场做小生意维生。新中国成立后在会理养路段当工人。后在盐源县养路段当道班工人，于1995年去世，时年84岁。他生前常说：我最感到光荣的是打死了许多日本兵，把鬼子赶出了中国，押解着日本战犯去东京，见到了审判大场面。没有辜负会理民众在南校场为我们参军送行时的嘱托："消灭日本鬼子！"我做到了，我高兴、自豪！
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过两次"特赦"。我县刘炳钧"特赦"返乡，安排当医生，入政协。少将李廷相、县长李参化、营长李广惠均参加当地的政协。下一代在升学、就业等方面一视同仁，因才录用。如抗日军人刘炳钧、林沛先、张尚年的儿子刘文明、林为民、张晓林都是德才兼备的青年，受重用分别当了商业局局长、保险公司经理、粮食局干部、政协委员。老兵张德钰由台湾回国定居以公民对待。现在台湾的老兵王景骧、李文品曾多次回会理探亲，受到热情接待。他们表示愿为两岸和平统一尽微薄之力，还动员亲友来中国内地投资，参加建设。
2010年会理在烈士陵园内（西来寺）新修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，碑上铭刻有当年老百姓欢送出征的部分抗日勇士名录，供群众凭吊。每逢清明节民众都会去扫墓献花。从1982年开始，对1949年10月1日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后参加工作的一律作离休干部对待，享受副县级的工资待遇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后，对生活困难或伤残老兵给予不定期的补助。2013年政府有了新政策，将原国民党抗日老兵，现已90岁以上的老人纳入社会保障范围，在政治上、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。此举得到民众的称道。
祝愿我们当年的抗日勇士健康长寿！
